虎扑05月14日讯TheAthleticUK纽卡跟队记者GeorgeCaulkin独家专访丹-伯恩。
富勒姆正在对阵哈德斯菲尔德，对于丹-伯恩来说，事情正朝着多方面发展。具体来说，球划出一道弧线直奔他的头部而来，他正在尽职尽责地跳起来解围，但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时隔多年，很明显他当时只是遭受了一次简单的脑震荡，但当时他却浑然不觉，因为他的大脑一片混乱，充满了各种疑虑。
“我当时觉得自己得了脑瘤，我去了伦敦哈利街，咨询了神经外科医生，他们说：‘不，你没事，你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更加确信自己得了别的病。
我不明白自己当时的感受。我失眠了，睡不着觉，这让我开始焦虑，然后情况就越来越糟。”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
他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发生，比如父母离婚，“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能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大”。还有他脑子里的问题，当时他的女友罗兹（Roz，现在的妻子）全职工作，他经常独自一人待上好几个小时，他很讨厌这种感觉，也为此苦恼不已。
“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焦虑感非常强烈。”
即使在状态好的时候，他的行为也不健康。比赛结束后，在更衣室里，他会拿起手机，在社交媒体上搜索自己的名字。
“刚出道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大家都吹捧我，后来情况开始走下坡路，虽然还是会有一些好的消息，但只要有人说‘丹-伯恩（DanBurn）就是个废物’，就会对我打击很大。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件事。”
一切都在不断恶化。训练曾是他的避风港，是他大脑停止运转的几个小时喘息之机，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深陷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几乎将他淹没：害怕让别人失望——罗兹，她为了和他一起生活而搬到伦敦；他的父母；他的家乡布莱斯；害怕证明那些从未相信他足够优秀的人是对的。
“糟糕的日子很快就会变成糟糕的几周，然后变成糟糕的几个月，”他说。
比赛日，伯恩像往常一样来到克拉文农场球场报到。表面上，他过着职业足球运动员光鲜亮丽的生活，2011年，20岁的他加盟了英超富勒姆，“每个人都告诉我，我正在实现梦想，那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当时坐在车里，紧紧抓住车门把手却动弹不得，浑身抽泣不止。
“我一直在哭，我哭得泣不成声。我打电话给妈妈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026年5月，伯恩身穿纽卡运动服，坐在长椅上。透过树丛，可以看到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他身高6英尺7英寸（约2米），身材魁梧，很容易被人认出来。他从小就支持这支球队，如今已是冠军成员，为人谦逊低调，大器晚成，是一位英格兰国脚。两名女警从利兹公园的巡逻中抽身，请求与他合影。
伯恩笑着答应了，说道：“希望没什么事发生。”
这张长椅是泰恩赛德地区11张类似长椅中的一张，这是俱乐部和纽卡斯尔市议会联合发起的一项活动。长椅以黑白条纹装饰，并配有关于足球和人生的趣味提示。长椅上还有二维码，可以链接到撒玛利亚会和俱乐部的慈善基金会，伯恩是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在泰恩赛德地区，自杀是50岁以下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这项活动旨在鼓励人们关注心理健康。
这就是伯恩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这句话本身就蕴含着双重含义。多年前在富勒姆，他曾一度陷入困境；绝望之下，他向俱乐部的运动心理学家克莱夫-里夫斯和丹尼-霍姆斯求助。
“寻求帮助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我感觉这很丢脸，觉得这是软弱的表现。但事实证明，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伯恩被推荐去看心理治疗师，他们一起剖析了他的内心感受，并教会了他应对困境的方法。他学会了认清糟糕的日子——尽管它们仍然时有发生——而不是任由负面情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把妻子和孩子都放在身边，让自己忙起来，这样就不会陷入那种境地，我现在没有接受心理治疗，但如果我再次感到沮丧，我会毫不犹豫地寻求帮助。”
在球场上，来自布莱斯的“大丹-伯恩”是一名凶猛、嗓门洪亮、意志坚韧的后卫；几个赛季前，他曾因背伤提前复出，帮助球队。场下，他就像个普通人，只是个子更高一些；平易近人，容易产生共鸣，而且风趣幽默。
这一切让他成为这种疾病（冒名顶替综合征）的完美代言人，这种疾病完全不分贵贱，不分职业。它就像一个杀手。
“我可以谈论这件事，我知道会有很多足球运动员感同身受，我可以在纽卡斯尔的队友面前谈论这件事；
如果他们看着我说：‘好吧，如果他经历过这些，那我也许需要找人倾诉’，那就太好了。我想帮助那些正在成长的年轻球员，我知道他们会感受到压力，我想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在富勒姆效力期间，他康复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戒掉社交媒体。
“回想起来，我很懊恼自己当时那么在意，我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呢？但我当时确实很在意。我需要那种即时的满足感，需要感觉自己表现出色。现在，我已经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球员是什么样的人。真正重要的只有教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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