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类历史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挽回地遗失了。”
这是《人类新史》开篇的第一句话，两位作者就此开启了漫长的对话和探寻。他们带我们到达顿河沿岸的岩洞居所，进入巴西南比夸拉人的半农耕半觅食社会，又穿行到土耳其加泰土丘的家族之中。游走其间，读者得以看到，历史曾有那么多小径分岔的时刻，人类并不必然选择如今的社会和政治形态……
《人类新史》蓬勃的力量，来自我们这个时代深深匮乏的东西：对人类社会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力。它切实地击中我们，因为我们既有的认知里，不曾有这样一幅绚烂、有趣的图景。而这，正是阅读的诱惑所在：你看见，你感受，你想象，因而你了解，你存在，你超越。
历史写作当然要审慎地使用这种想象力，无论是书写宏阔的世界史，还是更为细腻的个人史。但另一方面，视域的打开也常常开启新的解释角度，《康熙的红票》和入围的《何鲁之死》《程允亨的十九世纪》等作品，都运用了全新的史料，去重新解读中西交流过程中的接受、融合与冲突。在以色列占主导的巴以叙事中，回忆录《故国曾在》的巴勒斯坦视角，帮助我们更均衡地看待巴以冲突中的人与事。而将伦勃朗还原到时代历史、创作者群落中，读者得以在《伦勃朗的眼睛》中以更人性的目光，注视这位17世纪大画家的才华与痛苦。
在“行知”板块，我们赞美那些将历史、知识及想象，与自己的行走、看见、听见相互印证的作品。当我们走向异域，走向人群，去追寻可能的答案，旅程本身往往超越得失，而以它的具体、当下、在地，突破束缚我们的抽象框架。2024年，出现了更多兼具深度与感知力的行旅作品，也有更多学者躬身践行，去倾听社会议题背后的复杂声音。聚焦于近年的热点话题，《小镇做题家》和《新生育时代》通过大量调研和访谈，不仅勾勒出现下具有标志意义的时代画像，也记录了个体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状态、思考、挣扎与选择。
一年多前，ChatGPT将AI话题推到了前台，至今波澜未歇。可以想见，在我们绞尽脑汁手动敲下这些文字的同时，人工智能又取得了无数倍于我们的进展。呼应这一趋势，我们将今年的特别关注单元定位于“科技”。技术源于自然，却始终在与自然的张力中前行；利用、限制、矛盾、突破，未来又将向何处去？从记录庞大环境工程计划的《撒哈拉海沙漠》到预测AI与生物科技结合引发巨浪的《浪潮将至》，我们既关注技术的前沿发展及其反思，也关注环境生态领域的新动态、新见解。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常常被认为科技的先声。百年前凡尔纳、阿西莫夫等作家笔下的幻想，正在现实中逐渐获得它的“身体”，一具具无想象力的躯壳。《人类新史》的作者认为，人类前行的道路，从多元到单一，是在逐渐关闭各种可能性——那么未来，这些飞速运行的机器是会增加世界的丰富性，还是通向一条越来越窄的死巷？
多年前，出版品牌“理想国”将“想象另一种可能”确定为品牌口号，其出版的作品至今仍在不断拓展我们的知识边界与想象空间。今年秋天，坐在光启书局的办公室里，我们和年轻的编辑谈起，不宽容和对立常常缘于对不同的文化缺乏想象力，而他们正在编辑一套书，希望能提供多元的视角，去“想象更平等、更友善的共生可能”。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十月的天空很透澈，十月的风暖暖的，吹动枝梢的绿叶，吹到我们欢快的脸庞上。出版大楼里，许多年老的、年轻的编辑正在工作着，为着某种人类智识的可能性。当阳光藏匿、冷风刮起，正是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在萧瑟的冬天突然想起了十月的暖风，并且多少还觉得充满希望。
第一财经2024年度十佳人文图书【历史类】
全球史、国别史、专门史和个人史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孙立天 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3月
“红票”，Red Manifesto，指的是康熙时期发往欧洲的一张谕令：《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这张红票既不见于大清官修史书，多年来学界也不知其来历。在这份印刷为朱红色的“寻人启事”中，康熙提到他曾于1706年和1708年，指派两组传教士到西洋去。他为何要派遣传教士去欧洲？前去的目的又是什么？
红票背后，是更多为正史所遗漏的历史：传教士为何能接触到皇帝？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如何？在清初的权力关系中，传教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学者孙立天由此展开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宫廷故事，也挑战了既往对清初历史的一些论断。
要理解传教士与满清的关系，两个关键词是“技术”与“奴才”。满人四处征战，靠的是武力，当他们认识到“红衣大炮”的威力之时，洋人就成了“有用的人”。和以往更多关注汤若望等人不同，孙立天关注到在西部战场被俘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他们正是凭着一张洋人脸得以存活，并在后来成为清初权贵、康熙的娘家佟家的包衣奴才。
满清“奴才“并非像如今所理解的这般贬义。满清朝政与明朝不同之处，在于君臣关系之外，保留了满人传统的主奴关系。而管理包衣奴才的“内务府”，是为皇帝打理家庭和个人私事的机构。清朝有一些重要事件不见于官方记录，原因就在于，它是作为“家事”，由内务府直接操办的。
正是借助包衣奴才的身份，传教士作为内务府中人，能够直接接触康熙。孙立天不止一次提醒读者，康熙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有传教士的熏陶在先。康熙亲政之后，向传教士学习的频率非常之高，他的宫廷有西洋乐队，他在巡猎时还在阅读代数书籍，他的好学曾让南怀仁感叹“教书很累”。而传教士确实也带来了当时最前沿的西方科学，南怀仁曾在工部支持下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汽车，张诚对地理与地缘政治的了解，则使得清朝在《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占得优势……
从明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到康熙朝，中西互通切切实实地走过了百年，这可以理解为明清之际的“全球化”。而此时的“全球化”，是非常平等、务实的——就像清初的传教士既用西药给皇帝治病，也让中医给自己治病，文明的冲突只是后世的构建。然而实用主义的兴趣，终有一天会撞击到文化的内核。康熙红票发出的背景，正是天主教与中国礼仪发生争执之后，康熙派遣传教士作为他的“洋钦差”，去向罗马教廷沟通解释。雍正禁教虽有雍正个人喜好的偶然因素，但历史，真的存在另一种可能吗？没有文化与治理结构上的接纳，完全实用主义的“师夷长技”，真的能走远吗？
《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
[英]大卫·格雷伯 大卫·温格罗 著 张帆 张雨欣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4年8月
关于人类政治起源的流行叙事，一种是我们曾生活在天真无邪之中，直到农业革命将“文明”和不平等加诸人类；另一种是我们曾生活在野蛮与战争之中，直到绝对权威出现，带来秩序与和平。这两种叙事都有许多变体，近些年大众最熟悉的，莫过于尤瓦尔·赫拉利和他的《人类简史》，但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对其显然无法认同。
大卫·格雷伯，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大卫·温格罗，曾在非洲和中东多地从事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他们合写《人类新史》的雄心，正是从近些年人类学、考古学的新发现入手，重新建构一个文明黎明时刻的故事，破除人们对既往理论的执念。
从俄罗斯北部的希松尔遗址到土耳其东南部的哈兰平原，从巴西南比夸拉人到北极的因纽特人，种种遗存和人类学研究表明，前农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曾经充满复杂的变数。古人在尝试各种大胆的社会试验，随季节改变他们的组织方式，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和组织结构。即使在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阶段，耕种也并非趋同的选择，不同文化群体有不同的尝试。在定居点和城市产生后，人群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组织管理形态。
人类发展的轨道，实则画出了一条多元可能性逐渐减少的轨迹，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有趣而活泼的实践，进入了一条狭隘而单调的窄胡同？两位作者认为，随着文化区分化、奴隶制引入而逐渐固化的等级制度，在主权、行政与竞争性政治原则之上建立的政体形式，多少有其偶然的成分，却最终导向了如今现代国家单一模式的悲剧。
如果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过去，我们就能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未来。当世界陷入愈加分裂、癫狂的21世纪，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对抗着一元故事的单调丑陋，期待用《人类新史》“为一部新的世界史打下基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它更具有希望，更有趣，同时也更好地吸纳了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回望那黎明时刻的熹微光芒，那些多元分叉的道路上，是否闪耀着明天的希望？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
[巴勒斯坦]萨里·努赛贝 [美]安东尼·戴维 著 何雨珈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国 2024年7月
谁也没想到，去年10月7日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迄今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4.5万人死亡，而停战之日暂时还遥遥无期。
以往，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到图书《大屠杀》《纳粹集中营史》等，大量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为主题的书籍，让犹太人的血泪广为人知，古城耶路撒冷似乎也成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但巴以冲突中的另一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声音，长期以来很少被听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巴勒斯坦知名学者萨里·努赛贝的自传《故国曾在》尤其值得关注。
萨里·努赛贝是一位哲学家，出身于巴勒斯坦一个望族。他的家族在耶路撒冷生活了1300多年，父亲当过耶路撒冷市市长，做过约旦国防部部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耶路撒冷旧城被以色列占领，萨里·努赛贝故国不再，十多岁去英国留学，后来在哈佛大学读了博士。但他最后选择回到故土，在犹太人办的希伯来大学当过哲学教授，又在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办的圣城大学当校长，还参加了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起义，做过“巴解组织”的高级顾问。在部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中，萨里·努赛贝很受尊敬，但另一部分人又很讨厌他，计划暗杀他，为此他还被犹太人抓去坐过牢。
可以说，萨里·努赛贝的人生就是巴勒斯坦近现代历史的缩影。《故国曾在》的英文名是Once Upon a Country，“曾经有一个国家”，从作者的童年回忆中可以看到，从前的耶路撒冷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当年，穆斯林会去参加基督徒的复活节，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努赛贝说那时候纯粹就是觉得基督教的仪式特别好看，信基督教的女孩都长得漂亮。反过来，穆斯林搞庆典活动，犹太教徒也过来一起玩。那是一个和平的世界，那样的国度曾经真实存在过。
萨里·努赛贝认为，巴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不能彼此理解。尤其是当我们把他人当仇敌的时候，就没有能力真正进入别人的生活了。他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复杂难解的中东问题形成更完整全面的认知。
《伦勃朗的眼睛：天才与他的时代》
[英]西蒙·沙玛 著 黄格勉 林晓筱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伦勃朗是荷兰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在63年的波折人生中，他经历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却达至艺术表现上的巅峰。英国艺术史大家西蒙·沙玛以这部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描绘了他一生的经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绘画成就。
为伦勃朗立传，故事却是从鲁本斯开始的。这位年长于伦勃朗的同时代画家，不仅展现了精湛的绘画技巧，而且功成名就，荣誉、名声、财富……伦勃朗也想拥有这一切。西蒙·沙玛认为，在伦勃朗“塑造自己的关键十年里，在那些见证了他从一个勉强过得去的画家到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伟大画家的岁月里，他完全受制于鲁本斯”。他一再模仿鲁本斯的穿戴和构图，他一遍一遍地观摩鲁本斯的画作来“唤起灵感”。
17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子，伦勃朗似乎正在取得他渴望的成就。他的画作壮美得令人震撼，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师，搬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豪华宅邸。然而，即便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画作上反复涂抹、东添西补的痕迹，也似乎在表明，伦勃朗创作时正经历着内心的激烈缠斗。终其一生，他都在挣扎，既无法对俗世的荣光视而不见，亦不愿屈服于世人对浮华审美的期待。
早在日后成为赞助人的惠更斯第一次拜访之时，他就注意到，伦勃朗的画中有其他人费尽心思想要表达而不能的东西。那是什么？是“本质”，西蒙·沙玛说，那是让事物呈现出如其所是的样子的东西，“但是，在17世纪的用法中，这种‘本质’还有另一层含义：一种微妙的挑衅，通往启蒙的谜一般的道路”。
伦勃朗是在挑衅吗？他作品中晦涩的部分，是否在成就他的同时拒绝了潜在的购买者？毋庸置疑的是，他不会像那些附庸他人的人那样作画。通常认为《夜巡》中非常规的安排是伦勃朗一生的转折点，但在西蒙·沙玛看来，委托人对这幅作品其实还算满意。然而，伦勃朗确实在失去主顾；他开始拖欠债款，眼看着学生和同行一个个飞黄腾达，自己却每况愈下，债务缠身，房产和私藏遭拍卖，不得不在一座租来的小屋里，度过了最后十年的岁月。而正是在这道德遭到质疑、生活窘迫不堪的十年里，他才真正放下他人的期待，去实现绘画的至高精神。
最终，他从鲁本斯的“分身”开始，成了鲁本斯无法想象、也不会期望成为的那类画家。西蒙·沙玛以他广博的学识、雄健的笔力重现了伦勃朗的历程，他栩栩如生的描写，使读者仿如置身现场，目睹故事一幕幕发生。而他的才学与鉴赏力，在分析伦勃朗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时游刃有余，正是在宏大历史之中，通过广泛的比较，伦勃朗艺术的独特与伟大得以明晰呈现。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
侯丽 著 张欢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7月
城市规划学者侯丽的《大庆》，自英文版出版就是城市研究学界公认的出彩之作。很多学者依托这本书，进一步研究城市的各种发展模式，特别是梳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逻辑，探索其未来方向。
对中国人而言，大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城市，或者说特定历史时期的“反城市”，曾集中整个国家工业化最核心的力量，是“人定胜天”、热火朝天的“创业”现场。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青春岁月里都有类似的劳动体验，强烈的具身经验使大庆仿佛成了无数人光辉热血的往昔。
经石油行业媒体从业者张欢翻译，《大庆》回流到中文世界。读者发现，原来书写这样的故事不只可以采用居高临下之姿。在侯丽笔下，这个共和国范本城市背后特殊时期的历史，始自全球能源竞争，虽相隔多年，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感。
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到“艰苦奋斗”的“干打垒精神”，书中以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一面借助东西方历史资料，探讨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土地和资源利用、城乡分化等问题，解读大庆如何建立，哪些人在大庆建设中起过作用。另一面，展示了城市规划师晓华夫妇建立家庭的艰苦过程。大学毕业到大庆工作后，他们吃过苦，有过教训，也曾慷慨激昂地宣誓，以智慧面对建设中的资源短缺问题。两条线对照补充，将看似纯粹的工业史、工程史和生活史、社会史融汇，让人读后更有实感。
很多人问侯丽如何看待大庆的现在和未来，但作者无论在书中还是在宣传新书的演讲途中都不轻谈对错成败。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读者应有自己的历史共情和独立判断。
【行知类】
人文行记 在地观察
《新生育时代》
沈洋 蒋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4年10月
这两年，中国生育出现新变化，不少学者都写过关于人口或者生育的书，《新生育时代》则是国内首部从性别视角聚焦生育问题的著作，由两位女性学者联合完成。蒋莱和沈洋对40余个主要生活在上海的家庭做了60多次深入访谈，她们想知道，是哪些动因促使大城市的女性选择再次成为母亲？
之所以把访谈对象聚焦到城市女性，是因为过去30多年里，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主要集中于“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等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具体到本书的受访者，基本画像是以“70后”“80后”为主，几乎都是职业女性，普遍有强大的代际支持或经济实力，只有10%的丈夫学历高于妻子。
因此，这些女性的二孩生育理由也呈现新面貌——女性在生育二孩的决策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没有一个被访者提到因为有男孩偏好或者养儿防老这样的理由才生二孩；当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还出现“二孩跟谁姓”这样的新话题。两位学者因此提出，“新生育时代”已经来临。
不过，高学历女性一旦成为母亲，依然普遍面临“母职惩罚”。家里大到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以及孩子入托入学、与老师打交道，管孩子的作业、学业、兴趣班，基本都是妈妈在操心。丈夫通常在生育一孩后投入不多，直到生育二孩后妻子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参与度才开始提高，很多家庭由此爆发各种矛盾。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能够不出轨、多赚钱、扮演好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就是二孩妈妈眼里的合格丈夫”。
两位学者坦陈，受访者样本有一定局限性，限制了她们对更广泛母亲群体的覆盖。但就是这样一些“优势”女性，在履行母职时都如此不易，可想而知对更多普通女性来说，要面对更多也更难解的问题。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
谢爱磊 著
上海三联书店·北京贝贝特 2024年5月
阶层流动近年来备受关注，“小镇做题家”更是自带话题属性。在很多新闻报道里，“小镇做题家”面临的挑战是艰难的经济条件和摆不平的学业。学者谢爱磊自2013年起，对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本书全面分析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就业出路等各方面状况。
谢爱磊通过调研发现，真正让“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学后难以应对的是“社会适应”。这也印证了国外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文化和社会资源是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攀向社会阶梯的顶层时，它的作用尤为巨大。
而在很多叙述里，“小镇做题家”面临的隐性的“社会适应”问题被忽视了。谢爱磊认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本身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但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成为精英大学天之骄子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只看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还不够，还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
《小镇做题家》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案例，结合受访者口述，呈现了农村与小镇青年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内心世界，并力求揭示在精英大学中，个人的生命历程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进程相缠绕。
但谢爱磊也强调，虽然生存心态和探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出身所局限，但《小镇做题家》讲的不是社会决定论或命定论，“小镇做题家”这种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生存心态，又是一段特殊的人生探索，更是一种特别的反身性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小镇做题家”的反思性思考从纯粹的个体领域被引入公共领域时，有了推动社会做出某些改变的潜力——给那些正要经历或即将经历类似人生征程的名校生、准名校生，以至其他处于人生流动征程中的个体一些具体的启发，而这也是作者试图呈现的更高层面的价值。
【科技类】
科技前沿 自然新知
《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
[美]菲利普·莱曼 著 赵昱辉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 2024年8月
通过一个巨大的人造工程，将绝对“不宜居”的茫茫撒哈拉沙漠变成“碧海蓝天”，这样的构想究竟应该称之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还是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宏伟愿景？作为“基建狂魔”，中国人对类似的巨型工程肯定不陌生，比如牟其中那个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计划”——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遍青藏高原，不仅把冰山和荒漠变成万亩良田，还能继续北上，拯救在几千年开发利用之下贫瘠化的大西北，令黄河变清流……
但“撒哈拉海计划”与“喜马拉雅计划”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只是一个商人的狂想，前者却是正经八百的基于气候科学研究和论战的工程设想，由法国工程师弗朗索瓦·鲁代雷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他的朋友、苏伊士运河的开发者费迪南·德·雷赛布鼎力支持——正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在北非殖民地的修筑通航，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工程师的想象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被归类为“地球工程”的项目之一，撒哈拉海计划将19世纪后叶最新的气候学和荒漠化理论，与已被证明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的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试图彻底改变殖民地恶劣的自然生态，让它们变成适合殖民定居者生活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并进而为欧洲宗主国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出。
虽然撒哈拉海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流产，但其思维方式却影响深远。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索尔格尔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亚特兰特罗帕项目”，要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建造一座完整的屏障，从而将欧洲和非洲连成一体。他认为这不仅能改善远至北欧的气候条件，而且能彻底改变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恶劣环境，特别是阻止威胁人类生存的沙漠化进程。十余年后，第三帝国的景观建筑师海因里希·维普金，通过制定臭名昭著的“东方总计划”中的《景观法令》，试图以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程（如种植灌木篱墙和森林以遏制草原的扩张，以及开凿湖泊和修建水库来缓和气候并增加降水），对“东方”（对德国来说，大致相当于斯拉夫地区）的景观进行“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改造”，从而使其成为适合“德国新主人”移民的“家园”。显然，这样的工程，与“东方总计划”中清除劣等民族的大屠杀，有着深层的联系。
全球环境史专家菲利普·莱曼2022年出版的这部著作，追随法国和德国工程师、规划者和政策家的狂热梦想，向我们详细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项庞大的气候工程计划，并将其置于环境、文化、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解读。我们会发现，100多年前围绕气候变化原因与对策的这一个个计划和一场场争论，与今日的“气候战争”相似乃尔，几乎同样的气候怀疑论者与气候变革论者之间的对垒——虽然科技已经进步到不可同日而语的水准，人类的自我认知却几乎毫无进展。
《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
[英]穆斯塔法·苏莱曼、迈克尔·巴斯卡尔 著 贾海波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0月
AI和生物科技早就是最火的两个领域，但通常它们相互之间的相关度并不是很高。当然，今年诺贝尔奖公布后，人们已经对Ai 4 Science刮目相看了，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中，AI将越来越凸显其人力所不能及的价值。但是反过来，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会不会也为AI的发展提供独特的动力呢？在《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著名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的联合创始人、现任微软人工智能CEO穆斯塔法·苏莱曼给出了肯定的观点。
“最终，计算机也许不仅可以被制造出来，还可能像植物一样生长出来。要知道，DNA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数据储存方式，能够以现有计算技术密度的数百万倍存储数据，且稳定性和准确性近乎完美。理论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千克的DNA，就能储存下全世界的所有数据。有一种名为转录器的生物晶体管，它以DNA和RNA分子作为逻辑门，进行运算处理。虽然这项技术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理论上，我们已经能够利用生物材料复制计算机的所有核心部件，包括数据存储、信息传输以及基本逻辑系统。”
每一个细胞，乃至每一个DNA分子，实际上都是一个微型的算力机器，同时也都是一个微型的能源机器。就其根本来说，DNA结构无非就是一个算法，功能则是控制生物分子的复制，而因为这是一个负熵过程，所以有赖于能量的新陈代谢。无处不在的生物，包括人，也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很有可能成为AI解决能源和算力瓶颈的关键。或许我们都能很好地存活下去，因为我们的DNA将作为AI不可缺少的充分分散化并取之不尽的能源和算力资源。甚至所有生物活得都比现在好，因为AI对所有人和其他生物一视同仁，对它来说，你们全都是DNA。
目前，生物革命与AI大跃进呈现的是齐头并进的状态，互相之间有交叠，但还是分属不同领域，而一旦它们能够深度结合，其爆炸性的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如苏莱曼所说，“两股浪潮汹涌汇聚，相互交融，形成前所未有的超级巨浪”——
“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甚至可以互换概念。毕竟，迄今为止所有的智能都源于生命。无论是称为合成智能还是人工生命，其本质并无二致。这两个领域都致力于重新创造、设计这些基础且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是人类两大核心属性的体现；换个角度说，它们其实是一个整体……作为未来浪潮的核心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已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推动的螺旋反馈循环……欢迎来到生物机器和生物计算机的时代。在这里，DNA链执行计算，人工细胞投入工作。在这里，机器焕发出新的生机。欢迎来到合成生命的时代。”
《万物皆计算：科学奇才的探索之旅》
[美]斯蒂芬·沃尔弗拉姆 著 刘永鑫 芮苏英 寇育新 赵丽娜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教育 2024年11月
如果要和外星人进行真正有意义的交谈，而不是鸡同鸭讲、很容易引起误解以至意外事件的沟通，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当斯蒂芬·沃尔弗拉姆2016年被好莱坞科幻电影《降临》请去做科学顾问的时候，思考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沃尔弗拉姆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之一——或许都不需要加上“之一”，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天才，15岁就发表有关量子场论的学术论文，20岁就取得加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院最年轻博士的纪录保持至今），22岁就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他的研究横跨数学、计算理论、理论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研发出了备受推崇、应用广泛的多个计算机软件系统，如Methematica、Wolfram|Alpha和Wolfram语言，并且还是成功的企业家，35年来一直担任自创的科技公司Wolfram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
最关键的是，沃尔弗拉姆的思维方式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釜底抽薪”式的冲动，要把一切东西里最基础的假设挖出来，看看它是不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事实上，几乎所有显得“不可置疑”的东西，在沃尔弗拉姆式的拷问下，都显现出它们其实完全是有前提的，而这我们不可能摆脱的前提，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给我们自己的视野所预设的各种可能性的边界。因此针对比如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1972年提出的，用光谱线产生的量子过程的示意图来与外星人沟通的设想，沃尔弗拉姆提出了异议，因为这张示意图实际上依赖于人类教科书上的惯例，比如用箭头表示量子自旋，“这跟它想表达的深层次概念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跟人类如何发展科学的一些细节高度相关”。
本书第一章，也是最有趣的一章，就这样从一部好莱坞科幻片的基础设定延展开去，进行各种刨根问底式的追问，最后就连沃尔弗拉姆自己都认为，参与这样一部既富有想象力又力求严谨的电影的制作，“也让我问出了一些我以前从未思考过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依旧是与我感兴趣的领域相关的”。
所以往下的每一章，除了自传性质的部分，都是围绕这些他感兴趣的部分分别展开。宇宙学、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计算理论、化学、人工智能，可以说，对每一个领域他都有自己深度绝对超越一般科学家的近乎哲学层面的思考，虽然只是一些科普性质的“长文章”的结集，对喜欢追根究底的思考的人来说，却不啻一餐又一餐盛宴。
年度人文图书入围名单【历史类】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刘永华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12月
《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
高晞 著，中华书局 2024年8月
《分裂的共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
[美]吉尔·莱波雷 著 邵旭东 孙芳 译，博集天卷·新星出版社 2024年9月
《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德]乌维·维特施托克 著 陈早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4年1月
《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
[英]柯律格 著 梁霄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行知类】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1月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
[美]欧文·拉铁摩尔 著 王跃 译，光启书局 2024年5月
《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
柏琳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铸刻文化 2024年2月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
宋明蔚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铸刻文化 2024年6月
《我们遗忘的一切：重走父亲逃亡之路》
[德]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著 王毅民 译，新星出版社 2024年1月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
[英]本·威尔逊 著 朱沅沅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8月
《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
[英]琳达·科利 著 侯奕茜 译，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 2024年2月
【科技类】
《未来自然史：掌控人类命运的自然法则》
[美]罗布·邓恩 著 李蕾、张玉亮 译，新星出版社 2024年1月
《奇点更近》
[美]雷·库兹韦尔 著 芦义 译，湛庐文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4年9月
《伯努利谬误：不合逻辑的统计学与现代科学的危机》
[美] 奥布里·克莱顿 著 陈代云 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2月
《爱因斯坦的战争：相对论如何征服世界》
[美]马修·斯坦利 著 孙天 译，译林出版社 2024年10月
《一人公司: 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美]卡丽·莱恩 著 李磊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4年1月
第一财经年度人文图书评选委员会特约专家评委
马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维舟 知名书评人
云也退 知名书评人
评委会成员
杨宇东 第一财经总编辑
姚剑 第一财经副总编辑
应民吾 第一财经编委、新闻中心总监
李刚 第一财经特稿部主任
吴志超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特约编辑
罗敏 资深媒体人、特约策划执行
孙行之 资深媒体人
彭晓玲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记者
佟鑫 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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